但幾息之后崇禎就平息了下來，他明白了問題所在，在一個等級森嚴(yán)、階級明顯、重農(nóng)抑商的封建王朝里，對商人種種限制。

        明朝前期禁止商人穿絲綢、參加科舉、沒有法律依仗和保護(hù)、打壓民間工坊規(guī)模等等，到了嘉靖時期，才廢除了商人子弟需三代后才可科舉的禁令，但也是迫于無奈。

        相對于大明，歷朝歷代那就更是令人發(fā)指，周代禁止商人參與政治、需穿特定衣服表明身份，商鞅變法時對商人課以重稅，禁止糧食貿(mào)易，強(qiáng)制商人服役

        漢武帝時期對商人財產(chǎn)征收兩成稅，隱瞞財產(chǎn)者沒收家產(chǎn)，商人不得穿絲綢、乘車，子孫不得為官。

        魏晉南北朝時商人被歸為雜戶，戶籍低人一等，不得與士族通婚。

        隋朝依舊不允許商人科舉，唐朝前期也是如此，后期放松也只是捐銀子搞個虛職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商業(yè)繁榮，表面寬松，但暗地里各種打壓，如茶、鹽、礬等由官府壟斷，商人需高價購買引票經(jīng)營，海貿(mào)利潤歸朝廷，民間視為走私。

        元朝四等人制，漢人商人地位低于蒙古、色目人，需繳納商稅和科差，蒙古貴族通過‘斡脫商’放貸，商人破產(chǎn)風(fēng)險極高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這種情況下，商人能想著捐銀子與朝廷生死與共，那才叫奇跡呢。

        憤怒過后，崇禎再次看向數(shù)據(jù)時心中的猛地一驚，想到了一個平時忽略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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